二月初四，“圣节”当天（朱慈烺的诞辰），所有官员没有放假。
都在紧张的执行颁布天武皇帝和内阁拟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施展新政。
朱慈烺于《皇明时报》上发表长篇诏书，昭告天下臣民，并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诸多政策，为大明制定了未来二十年内的政治奋斗目标和行动方针。
“我大明立国已有二百七十七年，走过了一条浸透着血泪的荆棘之路！”
“既有着永乐盛世，郑和七下夕阳之盛况，又经历过贫困，屈辱和国耻！”
“大明历经二百余年，积弊已久，历经数十年之战乱，民生凋零不堪，守富饶土地而贫穷，拥强悍之民而兵弱，踞山川形胜而沦丧，无综合混一之强大国力，每每想到，朕夙夜难寐......”
南京城，秦淮河边，江南贡院周围的各大酒楼中，无数前来参加科举的士子们，人人放下酒杯，认真倾听着说书台上先生的唱报。
眼下科举在即，皇帝陛下的这些为政之策，必须要划重点，可以说百分百的会考到！
“时值大争之世，大争之世，外夷伐交频频，若我大明仍守旧地，遵旧制，何异于闭关苟活！”
“正所谓，穷则思，思则变，变则通，唯有革新方是帝国强大的唯一途径！”
“朕，在此昭告天地臣民，大明的未来，将走上一条未有之大道！”
江南之地，报纸最先到达的范围，各大街小巷中，百姓驻足报亭周围，目光带有期待，希望新政中再有一些利民的政策。
“国力的根基在庶民，魂魄在庙堂，新政之法，乃富国强民之法。”
“国之新政有四：统一治权以理政，奖励农商以富国，激赏军功以强兵，浩然正气以正民！”
没有让民众们失望，天武皇帝在后面的政策中提到许多利民新政，实乃变千古之弊。
社会体制方面，天武皇帝再次申明，彻底废除传统时代的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的身份制度，全国一体实施。
明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，免征京班匠价，官府手工业及官府需用的匠役，均改为雇募制，实行计工给值。
如此一来，手工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，很好的促进手工业的发展。
面对普通贫困民众，天武皇帝废除一切卖身契约，禁止各种类型的买卖人口，宣布一切买卖人口都是非法的，违反者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！
再者，废除女子裹脚的习俗，溺婴也被禁止，列为非法！
民众关最心的莫过于土地和税收政策。
《新政诏书》中提到，将全国土地改称“国田”，即废除土地私有制，实行土地国有制。
有土地的一些地主，朝廷不会没收，但此后私人不得买卖，只能与官府交易。
对于没有土地者，按户籍分配受田，承包耕种，但要承担一定的义务，比如服兵役。
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，而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买卖。
国田制规定土地国有，不准私人买卖土地，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被抛出土地的现象，有田地的农民，自然不会去造反。
中国自商周时期便是土地国有制，后来在战国以后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，经过两千年的发展，土地私有已成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。
朱慈烺此举，虽然比历代统治者高明，但显然是在挑战天下士绅，这道诏令一发布，必然遭到大小地主所有者的强烈反对。
甚至会有部分地主、官僚举兵反抗，如当初对付王莽新政的土地国有制那样。
对此，《新政诏书》特别规定，如果有人敢于攻击国田制度，煽动人破坏法令，则将其流放至征北都护府和征东都护府，没收一切土地和财产。
除了废除原有的土地政策，朝廷将会实行新的地税政策，废除各地税收关卡，废除正税外所有杂税！
没有经历过战乱的地方和没有天灾的地方，一律实行摊丁入亩。
有天灾的地方，免税一年，长江以北历经战乱的地方，免税两年，陕西等重灾地，免税三年。
免税期间，无论什么农税还是商税，朝廷一个铜板都不收，百姓安心休养生息，恢复生产。
现在大明的重大天灾基本过去了，按照科学考据，小冰河时期的气温将会于1650年（天武七年）后开始快速回升。
因此，历史上这才有了满清所谓“康乾盛世”，其实不过是气温回暖后灾情减弱罢了。（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已经删除“康乾盛世”了）
天武一朝的盛世，不会拿灾后减轻当盛世，而是要从根本上做到国家富裕强大，民众富裕自信！
直隶常州府，大明商人联合会主厅内，百名江南富商齐聚，开会听课。
“将所有钱庄、票号重组为大明中央银行，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对全国金融业进行革新，促进帝国金融业的发展......”
念完这句话，商会会上张大彪面露疑色，他实在不明白《新政诏书》中的“金融”二字为何意？
张大彪环顾左右，最后将目光看向皇家集团总经理吴诚，客气的询问道：“吴总，您执掌皇家内库财权，是陛下身边的红人，还办过明商银行，您觉得这条政策是何意？”
众富商也抱拳道：“请吴总指教！”
自八大晋商被抄家、盐商被收拾掉后，吴诚与张大彪等商人之间的生意越来越紧密。
朱慈烺登基后，庞大的皇家集团渐渐浮出水面，开始出现在世人眼中，成为皇家内帑的主要收入来源。
吴诚则被“董事长”朱慈烺任命为皇家集团总经理，负责管理经营皇家集团，年薪万两加绩效提成、利润分红，年入数十万两白银，真正的走向了人生巅峰。
“经理”一词，在场读过书的商人都明白是经营管理的意思，因为宋朝儒学大家朱熹在《答高国楹书》中就提到：“若经理世务，商略古今，窃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。”
原本这些老板被称为东家、掌柜的，自从皇家集团中设置“总经理”一职，张大彪等很多商人都引以为时髦，互相称“某总”。
